乐陵小枣，从商周时期栽培发展到现在，期间大致经历了从自觉选育栽植到强制发展，再到积极栽植的过程。
据20世纪70年代河南密县峨沟北岗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出的炭化枣果和枣核推测，我国早在多年以前就已开始采集和利用枣果了。远在周代以前，枣已被人们视为珍果。在春秋战国时代，枣的栽培已遍及陕、晋、豫、冀、鲁等省，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的栽培中心并一直保持至今。秦汉时期，由于乐陵濒临渤海，小枣被披上了一层“仙道化”的神秘外衣。魏晋南北朝时期，乐陵一带随着人口数量增多和自然环境条件的恶化，无论是平民百姓为生存，还是统治者为巩固自己的政权，都加大了枣树的发展力度。据《魏书，食货志》记载：“太和九年下诏……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给二十亩，课莳馀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给一亩依法课莳，榆枣，如各依良，限三年种毕，不毕，夺取不毕之地……”，这一政策的强力推行，使乐陵的枣树种植量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得以大面积增加，成为乐陵小枣发展的第一个高峰。隋唐及金元时期，青齐间的枣树规模继续增大。据唐李白《寄王屋山人孟大融》载：“我昔东海上，劳山餐紫霞。亲见安期公，食枣大如瓜。”宋王安石的《枣》中亦有“沔怀青齐间，万树荫平陆。谁云食之昏，匿知乃成俗”的诗句。由此可见，这两个时期的枣树不但发展到一定数量，而且已有优良品种选择。
乐陵小枣的第二个发展高峰期为明清两代。明太祖朱元璋即位后，为恢复和发展战乱后的农业生产颁发榜文：“今天下太平，百姓别无他迁，各宜用心生理，以足衣食。枣、柿丰年可以卖钱，歉年可以当粮食。里老尝督，违者治罪”。并把林业生产的好坏作为下属官吏的考绩之一，违者降罪，好的加以擢升。据《乐陵县志》载：明万历十九年，乐陵知县王登庸“教民树艺，劝民种枣。有过者课种枣，以赎衍，故邑多枣”“明洪武年间曾下诏书：栽种枣果，不论多少，均无赋税”。清代末期，虽赋税繁多，但唯枣仍未加征。所有这些使乐陵小枣得以大规模发展。小枣的稳定收入增强了农民的经济实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诗人吴泰庞“乡心话尽海天东，挈伴城头眼界空。六月鲜荷连水碧，千家小枣射云红”的诗句，形象描述了当时乐陵的枣树栽培盛况及小枣丰收的景象。
中华民国至抗日战争前夕，乐陵小枣栽培规模列山东省之首。据年《山东各县乡土调查录》载：“查该邑（乐陵）旧有树株以枣树为最盛，林木丛杂，一碧无际，天然森林足以为山东省之冠云”。年《中国实业志·山东卷》载：“枣，乐陵一直为最多，民国二十二年全县有枣树万株，产干枣27.2万担，常年产30万担，外销20万担”。
抗日战争期间，树木遭到严重破坏，日、伪军到处安据点、设岗楼，均以枣树头做临时围寨，大批枣树被砍伐、破坏。
年秋乐陵全境解放后，乐陵小枣发展得到恢复并形成第三个高峰。年起，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实行“树随地走，确权发证”的政策，调动了枣农的积极性。至年，全县枣树发展到80余万株。同年，有关部门为改进枣树栽培管理技术，建立起“国营农场”（后扩建为国营园艺场），指导全县枣树的培育、栽植、管理等工作，使乐陵小枣的知名度进一步提高，并受到国内、外专家学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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