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一份民国文献上无意间浏览到一枚汉代乐陵官署印印文，但见“乐陵之印”四字轮廓分明，书体方正宽博、庄重大方，颇具汉家威仪。该印文出自近现代著名金石学家、考古学家王献唐《山左近出五官印考之汉乐陵官署印》一文中，原印于年秋季出土于临淄县县治东北六里高架六墩村，由村民掘土发现。
王献唐从印制大小、钮式、用字等方面进行了考证，论证其为元狩四年前（公元前年，元狩为汉武帝第四个年号）之物。例如，为严格百官等级划分，汉武帝对官印制度作了改革，据《汉官仪》记载：“孝武皇帝元狩四年，令通官印方寸大，小官印五分，王、公、侯金，二千石银，千石以下铜印。”自此，官印有了通官印与半通印之别。此汉乐陵官署印为方寸四字，合于元狩四年前之通官印。王献唐还专门从“陵”字的书体章法演变上，以文字定时代，推证其为汉初之物。
汉初，推行郡国并行制。既然此汉乐陵官署印为元狩四年前之物，且出土于临淄，那么根据汉初诸侯王“君国子民，自置官属”的官制逻辑，当与汉初第一诸侯国齐国有涉。据《汉书·高祖纪下》记载，汉高帝六年（公元前年）春正月，“以胶东、胶西、临淄、济北、博阳、城阳（六郡）七十三县，立子肥为齐王”，定都临淄。
按照行政隶属关系来看，当时乐陵县正是受汉初之齐国节制与管辖。因此，乐陵官署印的铸造、颁授、归缴等自然也都掌于住在临淄城的齐王之手。这也就解释了汉乐陵官署印为何会现于临淄的原因。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及乐陵地名来历及建县时间这一公案。
乐陵得名迄今有五种说法，简要列之：
一是阿斗墓说。此说多流布于民间，在清代就已经有这种说法了，错将乐陵五里冢遗址指为蜀后主刘禅之墓，并因其降魏后被封为安乐公和乐不思蜀成语而脑洞大开地嫁接到乐陵地名起始上，至今民间仍有此类误传，不禁令人嗟叹。
二是乐成陵说。此说被清顺治版《乐陵县志》采用，其实乐成陵本是东汉末年汉桓帝祖父、河间王刘开的陵墓，其址位于今河北献县一带，因位于乐成县，故号其墓为乐成陵，又简称乐陵。清代地方修志者不假思索望文生义张冠李戴，致使此错，实属不该。
三是大阜曰陵说。此说源自清乾隆版《山东通志》中“乐陵县：大阜曰陵，乐则取‘四民用足，国乃安乐’之义也。”此说后被年《乐陵县志》采用。这一说法明显是取“乐”与“陵”二字的字面之意，是后人牵强附会强作解释，其中“大阜曰陵”见于《尔雅·释地》，而“四民用足，国乃安乐”一句实出于古代兵书《黄石公三略·下略》。这一失误，直接造成今天的乐陵市区出现了多条“阜”字头命名的道路。
四是乐陵侯说。此说近年甚嚣尘上，以汉宣帝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因功受封的“乐陵侯”史高为凭，认为乐陵地名是因侯国而得名，乃至一度将五里冢遗址指为史高之墓，大有迷人耳目之势。乐陵侯史高属于西汉二十等爵中最高爵位、仅次于诸侯王的列侯，而列侯往往因地而分，封地称国，拥有该地的食邑权，故有“乐陵侯国”之名。此外，地节四年比元狩四年还要晚出53年，彼时乐陵县早已见世，故时间上也难以相称。同时，考虑到西汉丧葬制度等，史高逝后葬于西安杜陵的可能性较大，为汉宣帝帝陵之陪葬墓。
五是乐毅筑城说。此说源自唐代地理志《元和郡县志》记载，乐陵“本燕将乐毅攻齐所筑，汉以为县，属平原郡，即汉大司马史高所封之邑。”乐陵当地编著的历史文化书籍《乐陵春秋》最早采纳此说，并将乐陵地名含义归纳为“乐毅伐齐，择陵而城”之意。目前来看，这一说法应是最为可靠的，但并未得到官方的深入挖掘与足够重视。在这里，乐陵之“乐”取自乐毅之姓，“陵”则示意地形之高。至于乐毅与乐陵之“乐”读音之异，考虑到地域风俗之差别、人口族群之混迁、社会战乱之频仍、文化传播之扭曲等因素，实属正常，毕竟“书同文”易，而“言同声”则难。巧合的是，“乐陵”一名似隐喻着乐毅犯齐之意，因为“陵”通“凌”，有侵犯欺侮之意。
乐陵建县时间历来被指为汉高祖五年，即公元前年置县。据年10月山东官方出版的《山东千年古县志》记载，乐陵是山东省15个地名沿用至今达多年以上的古县之一。
那么，乐陵究竟是不是公元前年设县呢？
这一说法主要依据《汉书·地理志》中“平原郡，高帝置”得出。公元前年刘邦称帝，因此有人据此认为平原郡为这一时期设置，名义上合乎新朝初立、改元建制之理，而乐陵为《汉书·地理志》中平原郡十九个下辖县之一，于是顺带也就将这一时间当成了乐陵设县的时间。
但实际上，平原郡始设于西汉景武之际。如当代历史地理学家周振鹤在《西汉政区地理》一书中，认为平原郡于汉景帝四年（公元前年）分济北国北部置。同时，据清末民初出土的秦代封泥“乐陵”、“乐陵丞印”可知，乐陵亦非公元前年设县，至迟在秦代就已设县。
至此，据唐《元和志》之史料记载与秦乐陵封泥为证，我们大致得出乐陵建城设县之由来：
乐陵，于公元前年乐毅伐齐之际建城，于公元前年秦一统天下时设县。
这里，我们还可通过追溯两枚秦代乐陵官印封泥的由来作进一步追索推定。根据已有封泥文献资料记载，“乐陵”封泥著录于罗振玉《齐鲁封泥集存》和周明泰《再续封泥考略》两书，现藏于济南博物馆；“乐陵丞印”封泥则著录于周进《建德周氏藏古封泥拓影》和周明泰《续封泥考略》两书，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据了解，年罗振玉辑成《齐鲁封泥集存》，是最早按出土地域编集的封泥专谱，基本都是出自临淄。周进从弟周明泰年辑成《续封泥考略》，绝大多数也是临淄所出。其中，周氏兄弟所藏封泥后来几乎都转归其外甥孙鼎，一位爱国实业家、文物收藏家，这批封泥又于年捐赠给上海博物馆。无疑，“乐陵丞印”封泥正是此际流入上海博物馆的。又年，济南博物馆自济南市历下委托店购入一批古代封泥，计枚，时代包括战国至秦汉。“乐陵”封泥很大程度上于此时流入济南博物馆。
综上，我们基本可以断定“乐陵”封泥与“乐陵丞印”封泥，都是出自临淄。这从秦代的行政隶属上可以讲通。公元前年，秦始皇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齐地置有二郡，即临淄郡（同齐郡，治临淄县，今临淄区城北）、琅邪郡（治琅邪县，今胶南市西南），后对齐地置郡进行调整，其中自临淄郡又析置济北郡（治博阳县，今泰安市东南）。有秦一代，乐陵地域先后从属临淄郡、济北郡。封泥作为官方封缄简牍之用，秦代乐陵官印封泥在官方通信往来之间原则上也只能是从乐陵通抵秦都咸阳及临淄郡、济北郡二郡治所三地。原秦济北郡郡治一带，未见于清末民初时有封泥出土的记载。
有县亦应有城。考虑到秦朝不到20年的统治时间，乐陵城必然不是进入秦代后短时间内就能经营建成的，必然是有所凭借，这便与“乐毅伐齐，择陵筑城”对上号了。乐毅伐齐筑乐陵城比秦统一天下早63年，待田单复齐后，齐国必然要对这座北部边界上的军事要塞重加修整巩固。公元前年，齐王建向秦王政投降，秦国几乎兵不血刃就拿下了齐国，所以乐陵城应该是随同齐国被完整地并入了秦国版图，于是被顺理成章地依城设县。
说到乐毅筑乐陵城，除了军事背景外，自然离不开一定的人口、经济等支撑供给，则这一前提又离不开当地优越的地理环境。
战国中期，即公元前四世纪四十年代左右，黄河中下游开始大规模筑堤治水。没有筑堤束水之前，黄河中下游常受改道泛滥之害，人们多居无定所，难以形成大型聚落，这正是津南鲁北平原在先秦时期几乎成为城邑空白区的原因。列国全面筑堤之后，河道趋于稳定，土地得以开垦，农业生产发展迅速，如《汉书·沟洫志》记载“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进入战国后期特别是秦汉时期后，大大小小的城邑迅速填满了津南鲁北平原这块原来的空白区。
因此，结合战国中期黄河下游的筑堤治水这一背景，从时间线上来说，乐毅伐齐这一发生在战国后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无疑对乐陵由乡聚变为城邑、由无名到有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尽管乐陵在战国后期建城，甚至一度被纳入燕国行政管理体系，但并不能视作完整意义上的“县”。
一是乐陵建城后，在秦并六国之前，虽然曾被燕国短时间统辖过，但更多时间是被齐国管理，而齐国截至被灭一直推行的是都邑制而非郡县制，因此乐陵是齐国统辖下的一座城邑（北部边邑），而非一座严格意义上的县；二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全国正式推行郡县制，以郡统县，置县令、县丞、县尉，并于县下设乡亭里制，自此开启“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行政管理格局，此一背景下乐陵县制方归于完备，真正具有了郡县制之县制色彩。
概而言之，#节后综合症#乐陵由城及县之沿革，于史志有载（唐《元和志》），于文物有证（秦封泥），于河道治理有依（战国中期黄河下游治水）。至此，我们不妨对乐陵行政建置之源头再作一重申：乐陵，公元前年建城，公元前年设县。
（行吾，3年10月）
参考文献：
王献唐《山左近出五官印考之汉乐陵官署印》一文；
年版《乐陵县志》；
清乾隆版《山东通志》；
王海林《乐陵春秋》一书；
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一书；
周晓路《陕西金石文献汇集：秦封泥集》一书；
孙慰祖《中国古代封泥：上海博物馆藏品研究大系》一书；
孙慰祖《封泥的发现与出土——从金石学到考古时代》一文；
孙慰祖《临淄齐国封泥群史料探绎》一文；
李晓峰《济南市博物馆藏汉代齐国封泥考略》论文；
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丛书；
谭其骧《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论文；
邹逸麟《黄河下游河道变迁及其影响概述》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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