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九江府志·职官》对周璜的记载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明清易代之际周璜的一份官场履历：明朝：崇祯三年(年)，中举出仕，学官书吏一类，八九品；崇祯十五年(年)，任乐陵知县，七品；清朝：顺治二年(年)，任刑部广西司主事，六品；
顺治五年(年)，任九江府知府，四品。
这里需要留意的是周璜任乐陵知县的第三年，即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也就是年，这一年明朝灭亡，史称“甲申之变”。当年农历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率领大顺军攻陷北京城，崇祯皇帝在北京煤山自缢殉国；四月二十一日，山海关大战爆发，李自成溃败；五月二日，多尔衮率清军攻入北京，明朝旧部迎降；九月十九日，顺治帝车驾抵达北京；十月一日，顺治登基，正式宣布“定鼎燕京，以绥中国”，建号大清。我们不禁会想，在天下时局如此混乱的情形下，作为乐陵一县之长的周璜又是如何进行抉择的呢，竟然能在改朝换代之际“稳坐钓鱼台”？年前后的乐陵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些问题，在清代乐陵地方志中并无过多记载，只能通过其他史料去获取答案。据《清史稿》记载，崇祯十五年(年)十月，“上命饶馀贝勒阿巴泰为奉命大将军，以图尔格副之，帅师伐明。自畿南徇山东，南极兖州”，“克河间、顺德、兖州三府、州十八、县六十七，降州一、县五，与明大小三十九战，杀鲁王朱衣珮(即朱以派，应为满文音译之误)及乐陵、阳信、东原、安丘、滋阳五郡王，暨宗室文武凡千馀员，俘获人民、牲畜、金币以数十万计，籍数以闻。”于年六月，清军返回辽东。这是清朝正式问鼎中原前，连续五次深入明朝腹地中的最后一次，也是向南推进最远的一次，发生在松锦大战之后。这次入关作战历时七个多月，清军可谓大获全胜。不难想象，这种打击更多的是对精神、心理层面的重创，它加剧了明朝上下无力回天般的绝望感。为何清军这五次入关作战，不是趁势南下，而是采取“攻而不占，打完就跑”的袭扰战略呢？正如有人总结的，一是清军尚不具备南下大作战的实力，二是起到掠夺物资、消耗明朝的作用。皇太极有句话，一语道破了清军入主中原的战略：“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砍之，则大树自仆”。乐陵也对这次清军入关作战做出了简单回应，据《乐陵县志》记载：崇祯十五年(年)十二月初一日，乱兵绕城，杀伤千余人，被掳者无数。——顺治《乐陵县志》崇祯十五年(年)十二月，“乱兵掠乐陵，外濠陷，杀伤千余人，城未破而去。”——乾隆《乐陵县志》顺治《乐陵县志》记明末清军来袭可见，在年冬清军袭扰之际，乐陵县城又显现出了“不陷城”的作用，此时正值周璜上任不久，应该是组织了乐陵城中军民做了拼死抵抗，并付出了惨重的伤亡，其中被俘虏或杀害的还包括明代郡王乐陵王朱以泛。显然，这是一场攻而不占的掳掠之战，清军并不恋战，也许是一小股清军见乐陵城池坚固，军民奋力抵抗，不易攻陷，遂见好就收，在城外劫掠一空后又迅速转移袭掠他处去了。这应该是明末乐陵百姓第二次直面清军，因为据顺治《乐陵县志》记载，在崇祯十一年(年)，乐陵也被清军偷袭过一次，“乱兵过四乡。”这与《清史稿》等记载相吻合，因为这一年是清军第四次入关作战，也是清军首次深入山东境内，并发生了著名的明末济南屠城惨案，乐陵作为鲁北军事要塞，自然也难免被清军偷袭洗劫。明代山东乐陵县区位图
年，清军此次北撤后，乐陵似乎得到了短暂的休整喘息的机会，但天下形势依然岌岌可危。这一年，乐陵留下这样的记载：崇祯十六年(年)三月清明后大雪，冬十二月除夕，雷雨大作。——顺治、乾隆《乐陵县志》这种阳春大雪、冬雷震震明显违背自然规律的天气，似乎预示着一种不祥之兆。我们难以获知乐陵这一年的具体社会情况，但必然是一种“人人思危，惶惶不可终日”的危急态势。按《南明史》一书记载，年春，李自成攻克北京后，“迅速地接管了整个黄河流域和部分长江流域的大片疆土”，这一广袤地区的百姓、官绅认为大明王朝气数已尽，纷纷寄希望于大顺政权，欢迎恐后，“到处是一派望风归附的景象。”不难推测，乐陵知县周璜此际也在“望风归附”之列，因为这是唯一的选择。李自成起义军受到百姓夹道欢迎
不久，形势又急遽变化。四月初，多尔衮决定趁大顺军立脚未稳，迅速出兵，“战略目的已由掠夺财物变为进取中原。”山海关大战后，清军势如破竹，李自成被迫西撤，接着清军在庆都(今河北望都县)、真定(今河北正定县)两战中获胜后，彻底将北京及周围地区收入囊中。随后，五月下至六月初，清朝又趁势对河北、山东等地展开边抚边打的攻势，颁布檄文：我国建都燕京，天下军民之罹难者，如在水火之中，可即傅檄救之。其各府州县，但驰文招抚文到之日，即行归顺者，城内官员各升一级。……今特遣官传谕，凡各府州县军卫衙门来归顺者，其牧民之长、统军之帅，汇造户口兵丁钱粮数目，亲来朝见。若逆命不至，当兴师问罪而诛之。……至于明朝之破坏，俱由贪黩成风、德不称任、功罪不明所致。自兹以后，凡我臣民，俱宜改弦易辙，各励清忠。——《清实录》五月二十五日，“以故明井陉道方大猷为监军副使招抚山东。”
六月初四日，“令户部右侍郎王鳌永招抚山东、河南。”
六月初十日，“遣固山额真觉罗巴哈纳、石廷柱率将士平定山东一路地方。”
接着，广大北方地区几乎全部被清朝占领，“河北、山东、山西郡县人民悉闻风归降，接踵恐后。”因此，我们可以推知，乐陵应该是六月初左右(公元年7月初)被纳入清朝统治体系。这一次，乐陵知县周璜在权衡利弊得失后迫不得已再次作出抉择：向清朝投诚。此时面临清军兵威扫荡，摆在乐陵知县周璜面前的只要三个选择：随风归降、抗清殉国、南逃附明。抵抗则必死无疑，乐陵城必将不保，乐陵男女老小也将被难遭殃，而南逃也无多大意义。虽然降清于周璜个人名声、名节有亏，但好歹保全了乐陵城池和全县百姓，也算舍小节而保大义之举了，这是最无奈又最实际的选择。同时，次年(年)天下初定后，清朝也确实兑现了自己的归降许诺，即“招抚文到之日，即行归顺者，城内官员各升一级”，乐陵知县周璜遂被擢升“刑部广西司主事”，官至六品。并且短短三年之后，又继续被提拔当了九江府知府，官至四品。乐陵乾隆时期城池图所谓“识时务、知进退、善其身”，于明末乱世之中，周璜在乐陵任上先后作出抗清、降顺、降清三次趋时奉势的抉择，以举人出身致仕，最终以知府身份平稳隐退，其仕途也算落得了一个圆满。正是因为当初周璜选择了向清朝投诚，才有了乐陵城的完安无损，也延续了乐陵“不陷城”的名号，并能够在清朝建立后十余年(年)就召集乡绅编篡出一部乐陵县志来，足证彼时人心之归向与社会秩序之井然太平。尽管周璜这一变故为清代修志者以“贰臣”之名所有意回避和隐藏。但是时至今日，历史地来看，在明清易代之际，周璜以个人之失而成一县之完，这一笔贡献还是值得我们乐陵人追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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