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元（-)，乳名宋室，字明轩，汉族，山东乐陵县赵洪都村（今属乐陵市）人。酷爱读书，敦厚沉毅、处世谨慎，他治军严谨，作战勇敢，为西北军五虎之一。他是上个世纪十年代华北地区的实际统治者。
在“七、七”事变发生之前的年，由于张学良的推荐，宋哲元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察哈尔省主席。这个是他政治生涯的一个转机。他在给张学良的信里表达了自己“誓雪国耻”的行动计划。这个曾经在陕西制造了凤翔大屠杀（他受命在陕西清剿土匪，就是军阀混战时期遗留的旧军队，有一个党玉琨的旧军队势力极大，无恶不作，宋哲元讨伐之后，为了震慑其他土匪，就在陕西凤城搞了民国历史绝无仅有的中国人杀中国人的血腥事件，一夜之间把名土匪俘虏全部枪杀填井。罪行令人发指！）的人，此刻要决心走向抗日救国的光明大道。他建议张学良及早布置对日军的防范，自己在热河一定时刻准备，一有变化，则“必可拼命抵抗。”
29军大刀队年初，日军攻入山海关，直接威胁北平和天津，2月，宋哲元率领二十九军开赴长城前线接守阵地。日军猛攻喜峰口（喜峰口是东北进关的必经之地，古称卢龙塞）等地，二十九军因为装备落后，弹药不足，但是官兵心系国难家仇，报着必死的决心，赵登禹大刀队乘夜色掩护突入日本联队营地，与敌军奋力拼杀，宋哲元下令全军将士：“国家存亡，在此一举，无论如何要拼命作战，战死亦光荣。”全军将士热血沸腾，经过一夜激战，歼敌名以上。二十九军长城喜峰口大捷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国民军对日取得第一次胜利，这个胜利极大的鼓舞了全国人民，威慑了日本帝国，日本国内媒体惊呼“明治大帝练兵以来皇军名誉，均在喜峰口外被宋哲元剥削净尽也！”歌曲《大刀进行曲》一时间唱响整个中国。宋哲元因此获得了“抗日英雄”的美名。
这个时候，宋哲元已经自成局面了，不但有“抗日英雄”的美誉，更有不断壮大的队伍，可是南京国民政府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对非中央军嫡系部队，一向都是采取打压或者消耗的政策，以防地方壮大，再一次对抗中央，老蒋在十余年的国内军阀混战中深刻的体验了这个道理。虽然，宋哲元成为了抗日英雄，但是也改变不了蒋介石的政策，军费明发暗扣，后来就不发了，你宋哲元养兵需要钱，自己弄去吧。宋哲元为此大发脾气：“谁再相信蒋介石，谁就是傻瓜混蛋！”他一再要求南京政府按数下发军费给养，可是南京方面总以各种理由推脱。于是，为了维持部队给养，他不得已截留辖区的税收，抵制南京政府的法币，阻止冀察白银外流，还组织武装走私来筹集军需品。蒋介石对这个抗日英雄十分恼火，但暂时又不能把他怎么样，只好任其发展。
年，日本方面策划了“察东事件”和“张北事件”，开始有预谋的要清剿宋哲元的势力，拔掉二十九军这杆抗日的大旗。宋哲元又一次率部抗击日本部队的挑衅，可是这次，蒋介石南京政府为了集中围剿红军，就采取不支持宋哲元抗日，反而暗中派人与日本人媾和的态度，下令将宋哲元撤职查办，让其部下秦德纯出面与日方签订了《秦土协定》，名义上解决了“张北事件”，可是将察哈尔省让给了日本，使得宋哲元二十九军抗日的成果化为乌有。
宋哲元与蒋介石这个事件让宋哲元内心十分沉痛，他又一次坚定了不与蒋介石南京政府合作的决心。蒋介石为了平息国内的舆论压力，命令宋哲元部队南下剿共，宋哲元面临生死抉择，如果剿共，就违背了他不打内战的誓言，二十九军还可能在与红军的交战中，被慢慢消耗掉。他不会去为蒋介石把二十九军的前途断送的，可是现在察哈尔省成了日本的占领区，不容许二十九军驻扎啊。
正待宋哲元苦恼之际，他看准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按照《秦土协定》及后来的《何梅协定》，华北地区要变成没有中国国军驻扎的非军事区域，国民政府全部党政机关必须按期迁出平津及河北全境，随着国民党势力的撤出，这片地区暂时变成了军事真空和权力真空，日本侵略者乘机准备唆使中国一小部分汉奸败类在华北各地组织汉奸政权，准备策划“华北自治”，为日本全面夺取华北创造跳板。
宋哲元军长在天津“养病”的宋哲元立刻带兵借平定汉奸白坚武的叛乱，调集二十九军主力一举占领北平、天津以及河北省全境。造成了二十九军实际控制华北地区的既成事实！
这是宋哲元根据自身的困难局面与忧国忧民的爱国意识作出的选择。一个方面，维护了宋哲元不打内战的誓言，避免了二十九军在内战中被肢解消耗的命运，为自己和二十九军找到了一个新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就是作为一块盾牌，挡在了华北日本驻屯军的面前，也彻底打断了日本方面华北自治这块跳板。还有一个深层次的意义，就是，宋哲元二十九军作为一个独立的军事和政治集团呈现在了蒋介石国民政府面前，今后蒋介石再对二十九军采取何种行动，都不会不认真考虑了。
二十九军的突然占领华北，还出乎国人意料的获得了蒋介石和日本方面的认可。从日本方面来看，宋哲元不论过去和现在，都与蒋介石有矛盾，虽然在喜峰口大量杀伤日军，让日本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可是他们认为，宋哲元手握重兵，且名声在外，与南京貌合神离，现在刚刚控制华北，立足未稳，如果拉拢和疏通得法，他必然会与日方妥协媾和。日本人认为“只有宋哲元处于比较地可以免除南京直接压力的立场。”，将来一定会和日本合作的。
南京政府部分高层人员还要蒋介石出兵讨伐宋，可是蒋介石认为，宋哲元本人有鲜明的抗日立场，他曾经接见过宋哲元，对宋的抗日热情非常满意。与其让日本人培植的汉奸卖国贼去占领华北，还不如让宋哲元这支中国部队来占领。蒋介石相信宋哲元绝对不会轻易放弃抗日立场的。让他留在平津地区，即可客观上作为南京政府抵御日本侵略的一个屏障，又可以限制其进一步发展壮大。所以，蒋介石很快致电宋哲元“中央已决定宋明轩将军完全负起北方的责任”12月，民国中央委任宋哲元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绥靖公署主任”从此宋哲元成为了真正的华北王。
这样，宋哲元便由一个曾经的“杀人恶魔”和“抗日英雄”，变成了华北地区的军政首脑，也成为了在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华北驻屯军之间的第三种力量。从年6月到年7月，这两年之间，他为了自己的生存空间，也为努力维护国家的尊严和利益，被迫在蒋、日之间“走钢丝”，他不得不修正过去鲜明的抗日态度，改变对日本的策略，以求得日本人对他的容忍，这一种“化敌为友”的转变，对于他来说，是十分艰难和痛苦的，他跟自己身边人说道：“对日本前倨后恭，不但国人不谅解，而且良心也过不去。只要设法使二十九军不参加剿共，能在华北站住脚，以后的事，逆来顺受便可运用自如了。”
从此，宋哲元开始独立的与日本人进行交涉，主动和缓双方关系，以保全自己的地位与地盘。也就是对待日本方面的要求，只要大的方向、大的底线不突破，小的方面，他都可以按照日本人的意思办，或者表面上搞的很让日本人满意，做些小的让步，有关国家民族命运的底线，他宋哲元是不会做的。
可以这样说，宋哲元，在主政华北期间，没有做出过一件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事情，也没有与日本人签订任何媾和协定。而对于南京政府，宋哲元始终保持着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这样他可以在处理华北地方事务时，摆脱中央的控制。他曾经这样对部下解释他的做法：“咱们对中央绝不说脱离中央的话，对蒋介石绝不做他个人玩弄的的工具，对日本力求表面亲善，绝不屈服投降，队伍练好了，有机会咱们打到东北，收复失地。”
虽然宋哲元没有作出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事情来，可是在普通中国人上看来，他的行为不免有投靠日本人的倾向，在蒋介石国民政府中央看来，他是在拿日本人的威力与中央搞抗衡，甚至要依靠日本人的力量向中央施压，并进一步攫取权力。
特别是，宋氏镇压“一、二九”爱国运动的行为，给人一种“宋日合流”、“华北独立”的印象。国内舆论一度一片哗然，南京蒋介石政府也摸不清他的心底算盘，孔祥熙电告冯玉祥，让他去规劝宋哲元，宋哲元接到老上级的电报竟然热泪纵横。他复长电表白自己，表示自己内心一直心系国家民族大义，以“服从正义报国为民为天职。未尝订有一字丧权辱国之条文，更无一言妥协屈服之表示。”
实际上，宋哲元在与日本人的来往方面，主要是经济合作事业。而对日本人一直希望的华北自治，脱离中央，他就采取敷衍软抗的做法。年10月，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亲自出面来找宋哲元，催促他尽快成立“华北五省联合自治”。宋依然“不说硬话，不做软事”，一方面不与日本人撕破脸皮，一方面不表示脱离中央政府。土肥原贤二见得不到实质的东西，就拟定一份《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要求宋哲元在11月20日中午前签字发表。宋哲元这回进退两难，只好一走了之，借口探亲跑到了天津。使土肥原贤二的阴谋未能得逞。他不得不另起炉灶，扶持了汉奸殷汝耕成立了“冀东防共委员会”。
在经济方面，宋哲元为壮大华北地方经济，为二十九军筑牢经济后盾，积极与日本人合作，而日本人为了拉拢华北地方当局，也积极探讨与宋哲元的经济合作模式。希望先通过经济合作密切与华北地方当局的交往，然后再由此造成一种日华亲善的格局，所谓先经济后政治。年9月宋日双方谈妥了合作开发华北的“四原则八要项”。可是这个合作协议，蒋介石中央始终不予批准，认为有关对外经济合作，地方当局无权办理，宋哲元只好服从中央的要求，一直坚持没有与日方签订条约。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探讨和较量，日本人认为，宋哲元一直对他们玩花样，根本没有合作的诚意。只有武力解决华北问题才是上策。特别是东北的关东军更是大力怂恿华北驻屯军使用暴力手段。
他们就从年5月开始，先后8次向华北大举增兵，使驻屯军总数达到1.4万人以上。宋哲元也在“七、七事变”之前坚定表示：“二十九军誓不与日方妥协，誓不由华北撤退。”
面对日军的不断增兵和挑衅，宋再一次以“抗日英雄”的姿态出现，他恢复了平津学生的暑期军训，由镇压青年学生爱国运动，到支持并给与便利条件，使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青年学生爱国运动与二十九军结成联盟，宋哲元还给陕西毛泽东写信，毛泽东盛赞他“不为强寇和汉奸之环迫而丧所守。”特别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得宋哲元更加迫不及待的倾向于抗日。而日军中的少壮派军官却对宋哲元的抗日热情十分恼火，最终日方挑起了“七、七事变”，其目的就是要打击宋哲元，直取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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